行动研究好文推介之九
本文是为荐书《行动研究经典读书札记》写的序，呈现了该书的成书之难、成书过程中实践者知识生产及协同其进行知识生产的困境。这个过程本身也是行动研究的过程，是对协同实践者进行知识生产的记录。作者系杨静，中华女子学院教授，北京市近邻社会工作发展中心理事长。
本书出版于2015年，既是干劲十足的行动者拿起纸笔，书写自己对实践进行反思和领悟的结晶，也是发展领域践行者以自身工作和成长经历作为剖析样本，惠及更多业内同行的真诚奉献。可作为实践者进入行动研究领域的入门之作。更多内容及序文文章可点击文末阅读原文处查阅。
破茧成蝶——实务工作者生产知识的历程
实践者创造经验知识，学者根据实践者的经验创造理论，这是一般人对知识生产的认识和想象。而“社会改变取向的行动研究”的核心思想是每个人都是自己行动的研究者。虽然实务工作者在长期的实践中积累了丰富的实践知识，但实务工作者的短板是将实践知识提炼总结使之上升为理论以及和现有的理论进行对话并最终用文字呈现。在组织这本读书札记书稿的过程中，我清晰地经历了一个学者和实践者相互协力生产知识的艰难过程。对我来说，这本书的产生过程即一个行动研究的过程。这本读书札记，除了我的文章，都是由一线实务工作者完成。“社会改变取向行动研究”的精髓是每个人都是自己行动的研究者，本项目从行动设计、行动、反省行动到书写研究报告都由实践者完成，学者发挥通过反映对话协同实践者探究的作用。本书的完成，就是秉持这样的行动研究精神。我和夏林清老师等人对其他实践者而言，作用就是协同探究（夏林清老师对我也起到另一层协同探究的作用）。这一次我作为协助者清晰地经历和感受到了如何协助实践者生产知识的过程。参与书写的每个人，也再次经历通过解读书写反映对话自己、认识自己的过程，这也是将个人经验知识转化为实践者可参看和共享的知识的过程。这是一个解读经典著作的书写。说实话，导读经典即便是专家学者也不一定能做好，因此，我很担心这些一线的工作者是否能当此重任。我们面临以下种种困难：第一，要进行导读的书籍理论性较强，需要导读的人准确把握书中的理论观点，避免出现断章取义和错误理解。第二，我理解的导读书写应该是比较理论性的阐述，这不仅要求导读者有一定的书写能力，而且需要导读者有丰富的理论和实践经验支撑，两者缺一不可。而我们这群人的学术训练背景、写作能力、实践经验参差不齐，甚至有人没有接受过大学教育。他们在实践中累积或擅长的是另一种书写方式，对较为理论性的书写陌生且不擅长。第三，所要导读的《行动科学》《反映的实践者》《受压迫者教育学》等书的作者都是西方社会科学和心理学的大家，这些著作在世界上影响极其深远，是与当下美国和拉美国家等社会的具体情境进行对话的结果，我们只能参照大陆以及来自夏林清老师他们的台湾经验对其加以解读。第四，对这些书的理解发生在解读的过程中，其难度可想而知。的确，整本书生产的过程是艰难的。因为实务工作者生产知识的过程与学者/研究者生产知识的过程不一样。实务工作者擅长从故事而不是从一个理论开始阐述他们的经验，他们的写作目的不是阐述某个理论，而是改善实务。他们不擅长学术性的写作，因此多数的导读文章陷入经验到经验的描述，即便是贴近文本导读的部分，也出现这样的问题。实务工作者面临的一个问题是，他们每天在一线要面对和处理日常的工作，忙乱而奔波，回到家已经是灰头土脸、筋疲力尽。和学术工作者专心做学术和研究的性质不同，他们很难有一个属于自己的、安静完整的时间去思考和书写。他们中的大多数人都是在夜深人静之际挑灯夜战进行写作，稿子一拖再拖，结项的压力和不断的催促也逼出了一些参与者惯常的拖沓习性，以及面对写作困难时惯常出现的防卫机制。我要不断面对个别参与者陷入的变与不变的循环，以及有发展的欲望却无法承担发展和改变的责任，更要对付我自己面对上述局面的无力感，“催稿”变成一次次重新理解他们面对书写困难的处境，变成协同一次次反映对话的过程。我在推动实践者知识生产的协同位置上真实地经历了一个痛并快乐的过程。生产这本书的过程本身就是参与其中的每一个人再学习、发展和改变的过程。学习活动在这里不是指学习到了什么新知识，感受到了什么，而是学习者在投入学习的过程中发展出新的东西。我们完全可以找一些相关的学者写导读文章，那样出来的书可能有学术规范和水准，能满足人们对学术的想象。但我们更看重这些书的知识如何与在地的实践者的经验进行结合，将硬邦邦的知识变成促进改变的利器，让学习和改变同时发生。因此我们再次选择了在低洼泥泞的湿地灰头土脸地前行，即让这些不习惯学术写作的实践者生产知识。书写过程又推动了每个人进到更深入的行动和改变。如有的人的案例涉及机构和团队的“内部事”，他就必然要回到机构和团队进行对话和检验，也要面对如何将“内部事”变成公共性知识的政治选择。有的人在书写的过程中清楚了家庭与自己生命选择的关系，看清自己的局限和生命中要改变的课题并迎合改变。有的让妻子参与稿子的修改，并在对话中再度升华了夫妻关系，妻子在公益路上成为其携手的“贤妻益友”。有的参与者开始面对多年来对“权力”的恐惧和排斥，并清晰地意识到要在机构负责人的位置上磨炼自己面对权力的能耐……有的人为了2万字的文稿已经书写了10多万字，有的人修改无数遍甚至推翻重写。面对这群人“缺胳膊断腿”的状况，我们大家相互协力。第一，集中的工作坊，这是为了书写而让大家集中起来的工作坊。大家互相就读书的内容和进展进行讨论，处理写作的方向性问题，但很多时候它也变成处理参与者各自状况的工作坊。第三，作为主编不断提出细致的修改意见，让书写者一遍遍修改。让他们学会书写如何贴近文本或者案例，如何和书中的理论有机结合等。最后，我们商定称这本书为“读书札记”比“导读”更贴切。第四，让读、写同一本书的人组成相互提修改意见和讨论书中内容的小组。第五，在项目设计上配备台湾的督导老师，主要是为了导读内容的精准理解以及再次进行反映对话的练习。在推动项目的过程中，我有过完不成任务、无法面对项目最后产出以及产出质量不高的担心。我也经历了在推动过程中处理张力的艰辛，也看到过参与者在书写过程中重新认识自己、不断突破经验、找到前行力量的惊喜。这让我经历了一个协作实践者知识生产的过程。这个过程让我再次认识到自己身上残存的受实证主义知识观影响的东西，即刚开始设计的时候，过多考虑了结果，却没有清晰地设计（也没有想到）将书写过程变成再次反映回观实践者经验的行动研究。面对过程中出现的困难，我因不断将自己拉回到结果的考虑而产生焦虑，在这个过程中夏林清教授一次次协助我不断调整自己，我一次一次地看到实践者不懈地解决问题的动能和书写的欲望，以及他们书写中对经验不断进行提炼以及创造属于自己的实践知识的喜悦。这些喜悦不仅鼓励他们在艰难中不放弃写作，也不断鼓励和坚定我推动实践者书写属于他们的知识的信心。这个过程让我真实地体验了从问题设计到一个完整的实践者书写生产知识的过程。总而言之，因着我们这群人的现状，从最初设计时为这本书起名为“导读”，到后来变为“读书札记”的过程，以及本书呈现的书写，既有较强学术写作和研究能力的人呈现贴近文本的解读的书写，也有不擅长写学术或理论性较强文章但有着丰富实践经验的人呈现以案例为主的书写，这让我对这本书从具有学术水准的导读想象，变回立足实践者现场和现实，立足实践者知识的特性，立足于一切知识朝向改变的立场，这样更贴近和真实面对了实践者的位置。今天呈现给读者的这本书，或许够不上人们对学术著作的评价标准，或许它对原著的理解也不是很通透和深刻，但它确实是我们每一个参与者再一次对理论进行深刻解读，并用自己的生命实践体验，用心，用行动进行的书写。在这里，每个作者为了写出读书札记，将自己负责导读的书读了很多遍，甚至将书都翻烂了，经历了一次所谓将“厚”书读“薄”的过程，我认为这就是“深入”学习的过程；之后他们对照自己的实践经验，将其用人们能懂的语言写出来，我认为这就是“浅出”的过程。当最后这本书出来的时候，人们看不到他们深入研读理论和学习的过程，可能只从最后的文本中看到了“浅出”，将“浅出”认为是浅显和浅薄，的确这就是很多学术界的人对实践者生产的知识的盖棺定论，也因此将实践者生产的知识污名化，排斥在主流学术之外。这本书的重要性在于实践者通过集体的行动完成了一次漂亮的转型，即从实践者到知识生产者的转型，将从西方、中国台湾学习来的行动研究通过大陆实践者们的实践、书写内化成他们自己的行动、力量，在某种程度上也呈现了一个行动研究本土化的过程。书写这本书的过程中，一些实践者战胜了对艰涩理论阅读和理解的恐惧，一些实践者突破了实践中忙碌而无暇思考的限制，我们共同体验了一次书写即解放自己的过程。这个生产知识的过程恰好印证了《行动科学》一书中对“行动科学”的总结和解释：“行动科学希望在实践社群中创造出研究社群；行动科学是为行动服务的知识，是基于实践的知识，是隐性知识的范畴——经反映性探究而得到揭露的实践认识论。”2.古学斌:为何做社会工作实践研究？
3.行动研究：一种新的研究范式？